石峁遗址，位于神木县高家堡镇东山之上，总面积超过五平方公里，是我国目前发现的规模最大的史前文化遗址。石峁遗址1983年公布为县级文保单位，1992年公布为省级文保单位，2006年公布为国家级文保单位。
石峁遗址发现于上世纪初，其出名的原因是该地玉器特多，据说当地村民在生活困难年月曾“笼驮”“驮载”，“斗玉易升米”，因而引起一些文物贩子和少数考古人员的注意。最早发布石峁玉器信息的是一个叫萨尔蒙尼的美籍德国人。
到上世纪七十年代，长期在陕北从事文物调查征集的陕西社科院考古专家戴应新先生曾大量收集石峁文物。八十年代，西安半坡等单位还曾在石峁遗址内搞过一次小范围的试发掘。但由于条件的限制，当时对遗址的范围并未确定，虽然大家均一致认为这个遗址意义非凡，但认定遗址的范围仅90万平方米左右，遗址的外城墙被误认为是战国秦长城。
2009年，为配合县情展厅图片收集和编制石峁文物保护规划所需要的地形图，我们请西安一家测绘公司为高家堡和石峁拍了一张航拍片，从图上才知道了石峁外城的大致范围。2010年，在我县的呼吁下，省文物局批准了对石峁进行调查发掘的请求，同时将方案上报国家文物局。2011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对石峁遗址开始了前期调查。这次历时两个余月的调查，搞清了遗址的基本布局，发现遗址由皇城台核心区、内城和外城三部分构成，总面积超过400万平方米。2012年，经陕西那家测绘公司重新测量，确定石峁遗址面积在500 万平方米以上，故成为全国目前发现的最大史前古遗址。
为配合石峁的考古研究，神木县在2011年和2012年曾邀请国内权威玉器专家两次聚集神木，对石峁玉文化展开研讨。在这两次会上，专家对石峁玉器的器形、时代、数量、质量、品质、文化价值等均进行了全方位的探讨。大家有一个共同的感受：数量庞大。但也提出不少不同观点：
观点之一，石峁是源还是流？如果是源，神木一带或周边近邻地都不产玉，哪来这些玉？故不是源，而是流或者说只是集散地。
观点之二，正因为本地不产玉，但却聚集了同时期几乎能见到的全国各地的玉器类型，加之数量众多，说明它还是源，所谓万流汇聚之源——它不一定是古的源，却是无数最古的流汇成的新的史前文化之源。
观点之三，红山、龙山、陶寺等地出土的玉器由古朴到精良、层次感和时代感极强，石峁却没有这样的明显特征，因而没有典型意义。
观点之四，红山、龙山、陶寺等地虽然时代层次明晰，但范围数量有限，而石峁的数量不可胜计，玉器数量在国内所有原始遗址玉器总和之上，这正是它的不同凡响之处。至于器型代表，玉牙璋数量众多，就足以成为典型器型。再加上同样数量众多的精美陶器和骨器、石器等，全方位地反映了石峁的超群出众和无与伦比。
伴随着这些不同的观点，大家还有一个普遍的感受就是：石峁连东西、通南北，位于中华大地的中心位置，具有这么多数量和质量甚至体量上都占优势的玉器，说明其统治者当时的地位和影响不可估量。
2012年，在省市县和石峁遗存关爱者的期待中，石峁遗址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后，拉开了发掘研究的帷幕。
在选择了四五处发掘地点之后，专家们选中了石峁外城墙的东门作为第一个重点发掘点。没想到这一发掘，“石破天惊”，使石峁一下子名扬天下，外东门也被推上了“华夏第一门”的尊位。石峁外东门处于整个石峁古城东边，是遗址内地势最高的地方。整个城门呈S型，由门外的“照壁（？）”、城门、马面、瓮城、城阙、角楼等组成。北京大学教授、著名考古学家闫文明先生看了后兴奋地说：它是中国城门的老祖宗，后世城门的所有要素它都有了。
中国考古协会名誉会长、原故宫博物院院长张忠培先生也激动地说：“震撼！”它对我们研究认识龙山文化晚期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城防（军事）等具有重要意义。我们对石峁的研究和发掘要有“三年计划，十年设想，百年谋略”。
令专家们兴奋和惊奇的不仅是城门，还有城门内墙壁上的大型壁画，据说此壁画的发现将把中国壁画史向前推进数百年。此外，城门内、外各发现了两个对应的祭祀坑，这两个坑内各有24 颗成年人头骨，那是一种多么隆重和惨烈的祭祀场景啊！
除此而外，在不到100 延长米的发掘中，人们从墙体中发现了五块玉牙璋，它们呈规律地砌在墙体之中，加上那些精细打造的墙体石块，人们不禁会问，这座规模绝伦的古城需要多么强大的国力来支撑啊？
仅仅一座城门，用陕西省考古院王炜林院长的话说：“好戏才刚刚开场”，但石峁的发现已震惊了海内外。中央电视台、新华社等多家媒体都在第一时间对石峁进行了报道，俄罗斯、韩国、日本、法国及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的专家们也都纷至沓来，现场考察。石峁，不仅仅作为一座原始古城遗址，更作为一种文化象征，成为全世界都关注、探询的话题。
陕西省文物局、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榆林市和神木县文物部门，每天都会接到不少国内外各类媒体的采访电话……
“石峁的发掘，是近年来我省最重要的发掘，石峁的发现将会改写中华文明史，从文化意义上讲，石峁的发现比神府煤田的发现更重要！”陕西省文物局赵荣局长这几句话，高度概括了石峁的发掘与发现的意义。
石峁遗址处于龙山文化晚期至夏早期，大约在公元前三千年早期到二千年中后期（即距今4300年-3700年左右）。这一时期，正是我国原始社会由部落联盟、古国、方国向帝国形态过渡时期。
伟大的黄帝部族，就是在这一时期或略早形成于陕北高原并发展壮大，最终一统华夏帝国的。但是，在陕北地区，我们只知道黄帝陵在黄陵县，而这位华夏人文始祖兴起于什么具体区域，目前一直没有找到准确的地方。
石峁遗址的发掘也许会让我们解开这一千古之谜。因为它的兴盛时期、兴旺地域和黄帝部族的兴盛、兴旺基本吻合。著名先秦史专家沈长云先生就持这样的观点，他认为石峁是黄帝部族的居邑。由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石峁就是黄帝的故乡！石峁就是华夏民族的祖根地！
“石峁，这一大遗址，是祖先留给我们的珍贵遗存，要把它纳入当地文化建设之中，带动榆林、陕西！”张忠培先生高瞻远瞩，他的话语令人振奋，这就是石峁对于我们最现实的意义之所在。站在神木和榆林乃至陕西的角度看，作为中华文明源头之一的石峁文化，一定会随着考古工作的不断深入，绽放出更加耀人的光彩。
石峁文化品牌，是中华文明根祖文化品牌中一颗耀眼的明珠，石峁是华夏文明、炎黄文明的发源地，它的发现不仅使华夏民族有了归属感，更会激起中华儿女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和爱国热情。
美洲有玛雅古城、欧洲有雅典古城、亚洲有石峁古城——每一个民族都有值得自己自豪的精神家园。
石峁，出现于四、五千年前；石峁，发现于近百年前——这是神木的幸事，也是历史的巧妙安排。她让神木雄厚的资金积累找到了发挥正能量的良好契机，石峁遗址不会因投入不足而再次流落荒野；它也让神木的经济转型升级找到了一个极好的突破口……借助文物旅游，我们可以把石峁和山下的高家堡古城纳入一体，统筹规划，精心打造出陕北乃至西北地区又一个重量级的旅游目的地。
揭开石峁的神秘面纱，是神木的责任，是榆林、陕西的使命，是国家和民族的荣耀！展示石峁的伟大，是神木的荣耀，是榆林、陕西的责任，是国家和民族的使命。
建设一个国家级文化遗址，建设一个世界文化遗址，是保护石峁的必要课题,也是展示石峁的必要课题。
石峁，华夏民族的精神家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