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峁遗址：再揭四千年前北方王国奥秘

　　菱形眼纹的秘密  　“皇城台”为石峁遗址的高等级建筑的核心分布区，周边以堑山砌筑的护坡石墙包裹。台顶分布有成组的宫殿建筑基址，北侧有池苑遗址。2015年调查发现其北部尚有多达9级的护坡石墙，垂直高差约70米。通向皇城台的门道位于台体东北部，面向内外城墙。上世纪七十年代仍可见自台底通往台顶的石砌踏步，今尚辨其两侧对称分布的“墩台”等石构建筑。 

　　复查皇城台北侧墙体结构时，考古队意外发现了墙体的菱形眼纹装饰图案。共两组三只，均位于皇城台北侧堑山石墙自上而下排列的第五阶西段。三只眼纹嵌入石墙，与石墙表面平齐，都是制作规整的横放菱形砂岩石块，剪地中央，眼眶凸出。第一组较大，东西两只，西只因所在石墙塌陷，位置稍下偏，原应与东只处在同一水平对称分布，两眼大小相当，宽约30厘米，高约18厘米，东西间距28厘米。第二组较小，仅存一只，位于第一组东眼斜上方约60厘米处，眼纹石块宽约33厘米、高约15厘米，该眼东部墙体保存完好，未见其他菱形石块，而西部与第一组眼纹交界处的墙体塌毁严重，推测此处应还有一菱形石块与第二组对称分布共同构成一双石眼。两组菱形石雕眼纹都是在修砌皇城台北墙时嵌入，远望外城东门，虽历数千年风雨剥蚀，依旧炯炯有神，在巍峨坚固的石墙上，营造出石峁先民的精神屏障。皇城台坚固雄厚、巍峨壮丽，大型宫室云集、建筑考究、装饰华丽，是整个城址的中心和贵族居住区，也是宫庙基址、祭祀等礼仪性建筑所在。皇城台的修建倾注了建设及使用者的大量精力，在追求本体固若金汤的同时，保持其威仪感和震慑力似乎显得更为重要。  

　　入秋以来，还在外城东门附近二号角台墙体上发现数只形状规整的菱形石块，但均无边框，是否为皇城台眼纹的简化形式，当不排除此种可能。日本著名考古学家饭岛武次来访，提到石峁壁画纹样与商周云雷纹非常相似，石峁发现的菱形眼纹或多或少与三星堆眼纹及商周饕餮眼纹有相似之处，值得进一步考虑。  

　　 又见人头和玉器    2015年夏，针对石峁城址内部的详细调查工作启动，调查至外城东门北侧城墙近北端时，一具头颅，同早先的发现一样，深埋于城墙下的“基础土”内。  

　　 2012年初冬，第一片玉铲出土于外城东门外瓮城北墙内时，队员们的担忧要远远大于激动，因为早先就听说，有人要在考古队撤离后，将发掘出来的石墙夷平，寻找玉器。2015年8月10日，陕西省文物局赵荣局长在陪同副省长王莉霞考察石峁发掘工作的时候，恰逢北墩台外侧护墙墙体内发现玉钺一件。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石峁遗址石砌城墙遭到严重破坏，许多墙体被肢解、损毁，其主要原因就是当地老百姓传说石头墙里埋藏着玉器。这件玉钺的出土再次证实了石峁东门址的修建过程石墙本体中使用了玉器。但今非昔比的是，在陕西省文物局的支持下，神木县政府加大安技防设施投入，为遗址构建了全天候的安全保障。  

　　外城东门址是中国目前所见最早的结构清晰、设计精巧、保存完好、装饰华丽的城门遗迹，被誉为“华夏第一门”。即使在四千年后的今天，经过风雨剥蚀仍然让人感觉到气势恢宏、威严高大、庄严肃穆。作为石峁城址的制高点，坚固雄厚的外城东门既是控制交通、外防内守的实体屏障，也是石峁统治者构建的精神屏障。  

　　 备受关注的石雕人面  在开展正式考古发掘前，石峁遗址有石雕人面像的现象已引起考古学家的高度关注。迄今为止，石峁遗址发现的石雕人面已有近30件，多系征集所获，传说出土于皇城台一带。2015年7月，考古队在对外城东门址一带马面进行调查时，在外城东门南侧五号和六号马面之间的表层坍塌乱石中，发现了一件保存完好的石雕人面。人面大致呈长方体，后部有残损，长24厘米、宽13厘米、高20厘米，周身打琢痕迹明显。人面轮廓为竖向椭圆形，长径13厘米、短径9厘米，浅浮雕，剪地边缘，凸出于中央，内刻眼、鼻、嘴，特别是对于鼻子的雕刻尤为精细，将鼻翼两侧斜向下剪以凸出鼻梁。整个人面轮廓清晰，深目高鼻，表情沉静，面部轮廓成几乎标准的椭圆形，从底料中被清晰地勾勒出来，雕刻得栩栩如生。从其出土位置和石料加工形状来看，极为可能同石雕眼纹一样，原应嵌于外城东门南侧一处马面墙体表面。已经发现的20多件石像来说，面貌上没有重复的，个性化特征明显，显然有具体的雕刻对象。  

　　祭坛还是哨楼  　樊庄子祭坛发现三年来，一直为学界关注，也是2015年度的考古发掘地点。它位于整个石峁城外东南方向约300米，与外城南侧一处城门隔沟相望，四周开阔唯祭坛耸立。从揭露情况来看，祭坛系在自然土峁顶部垫土找平后再修构石砌建筑。  

　　石砌建筑可分为内外两重“石围”，内围位于山峁顶部正中，平面大致呈东西向长方形，除西墙外，其余三面墙体保存比较完整。内围里外均未发现明显的踩踏层面或用火迹象，但在石墙内侧，有均匀分布的“凹槽”，应是在墙体内侧立柱所用的“壁柱槽”。外围为一道弧形石墙，分布于内围东侧山坡上，较内围石墙相比，难称规整。地层关系显示，内外围石墙均修建在用于找平的垫土之上。  

　　从目前发现来看，除2013年调查采集的一件玉铲之外，基本不见与“祭祀”相关的其他遗物或现象，但“内方外圆”的两重石围结构颇值深思。此外，根据方形石围内侧均匀分布的壁柱槽分析，祭坛所在山峁顶部或应为一座用柱子架撑“哨楼”，其功能或与登高望远、观敌瞭哨有关。所以也不排除其为与其他四座同类遗迹构筑起城外的“预警系统”。  

　　完整的院落   2015年，为了结合东门址的资料整理工作，对外城东门南墩台进行了再次清理发掘，发现了两座石墙地面式房址和两座窑洞及护坡石墙、院内隔墙构成的一座大型院落。该院落利用南墩台内侧的高阜台地修建，现今地势高出西侧城内地面数米，沿院落西缘包砌的护坡石墙可分为上下两道，可见，院落设计之初，即选址高处、俯视城内。  

　　从发掘情况来看，该院落的主体建筑为一座具有石砌墙体的地面式房址，屋墙保存较好，用石块平砌而成。  

　　南墩台内侧大型院落的发现，为了解东门址建造过程、修葺再次利用及最终废弃提供了重要信息。据目前调查勘探资料分析，该院落朝向城内一侧的坡地上，还有一些“整齐”分布的白灰面房址，似乎可以说明，外城东门不仅是石峁城内一处重要的居住区，更为重要的是，该居住区可能与城门的防御密切相关。  

　　时光荏苒，石峁遗址的考古工作已经连续开展了五个年头。从2011年的区域系统调查到2012、2013年度对外城东门的规模性发掘，再到2014年度内城韩家圪旦贵族墓葬区的揭露和认识，及至2015年，为进一步了解石峁城址内部聚落结构、功能区划、城内人口、道路设施等关键性问题提供了重要信息，也为探讨秃尾河流域聚落分布状况、地区社会形态等问题提供了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