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中刘国忠村的寨子沟仿佛心褶一样弯弯曲曲，总也扶不平潜藏在那里沉重的块垒，起伏跌宕地积压在胸口，幽幽的又仿佛是难以触摸的云梢，在儿时妙曼的天空中随风漂远。寨子沟是故乡的一个地名，因为沟口的一座残败的寨子而得名，离我家的老屋很近，站在院子的西墙上就能清楚地看得见。小时候很难想得到，在这穷乡弊壤的地界上竟然还留存着如此深邃的历史遗迹，将蛮荒的传说演绎成千年文明，令人惊悚地坚守在陕北的沟壑之间。
这座古老的寨子看上去并不是很大，由于年代的久远，突兀在山崖边上的石墙显得摇摇欲坠，只有向东豁开的门洞还保留着当年的形制，阴森森地吞吐着沟口上迷漫浓雾，默默地回溯着时光的速度。老人们说，现存的寨子叫做“石砭”，是村里的先民们用来躲避“鞑子”时修建的地方军事堡垒。至于被称作的所谓“鞑子”到底是蒙古鞑子还是满清鞑子，村民是很难说的清楚的。但令人难以想象的是，如此仄蔽的沟壑里能有当年金戈铁马的战事标注在乱岗残破的石砭之上。
早些年，偶尔在清道光版《葭芦县志》中得知，万镇的行政区划原来就在葭芦县的管辖范围内，根据明朝的里甲制度被划定为黄四都八甲。后翻阅相关历史资料时，慢慢地对故乡鲜为人知的历史有了些许了解。但是在浩瀚的历史中，有关村里的记述仅存在于一些口口相传的故事里，一直影响着人们对事实本原的认同，有的谬传几乎成了后来相关“历史研究”的笑柄，想来却是故乡史实被篡改的悲哀。
忆及小时候在是石寨子周围捉迷藏的情景，耳际依然会听到山风穿透寨子东门时浑厚的咽鸣，眼前萦绕着石墙外榆树上受惊飞起的鸦雀。如果说这里曾是一处世外桃源因战事的侵袭而颓废的话，那么当年的繁华远不止我小时候记忆中的那么平淡无奇，也许就在这里浓缩过尘世文明的精华，或许还有我们遥不可及的神秘。村里有个古老的传说，当年我的曾祖父的曾祖父，在村前的山梁上就用锄头打死过两个“回回”（鞑子），并夺走了“回回”随身携带的象征权利的“燕燕刀”。小时候听说父亲还在村里的藏兵洞里见过那把锈迹斑斑的“燕燕刀”。故事的确如此，想必此言非虚。
翻阅历史，除去宋末蒙古大举南侵，入主中原建立元朝而外，清朝也有过回民起义殃及陕北的历史。往远不敢测算，但是清兵攻取中原时的西北屏障之一当属陕北无疑，当时民众抵御外辱的事实就发生在故乡的那座寨子上也是极有可能的。因此，苍凉的村庄烙上文明的印迹就不足为奇了。而我对此质疑不止的冲动还远非如此。
目前为止，老家村庄里居住的村民仍然是全部姓刘，没有一家外姓村民，据说村里的先祖就叫刘忠，立志要做有为于国家的人，自命村名叫刘国忠。类似的情形在老家的周边村庄还有很多，但是以刘氏先祖名字为村名的仅此一个。相传刘国忠村开始也不叫刘国忠，曾经的两次战乱使苏姓和池姓族人先后被迫迁离，最后刘姓族人随戍边移民政策逐步拥有此地，并长期定居繁衍至今。寨子的存在恰巧说明了战事不断的历史曾经在这里轮番上演过。
寨子就坐落在村中央的一座平顶的石梁上，背靠高高的黄土山峁，山腰间和山下的台地上布满了整齐的石窑洞，有的窑洞的历史非常久远，村里的老年人都说不清楚具体的修建年代，但是式样几乎看不出有什么区别，多少代人对窑洞文化的沿袭可见一斑。寨子的东西两侧是深深的大石沟，寨子所踞的平台盈不足十米，其地理位置不逊于边陲军事重镇的古堡要塞，很容易让人想象到它坚固的城垣和完备的防御体系。
矗立在寨子的遗址上，悬崖之外深沟隔离犹如城壕，跨过深沟则是四周群山环绕，障壁如剑地高耸在天际，显然是天然屏障和寨子的完美结合，先祖们巧妙利用地理优势抵御外辱的智慧，的确令人敬仰和叹服。寨子气势恢弘地雄踞在“城池”的中央，寨子墙壁上切割整体的条石错缝讲究，立角规范，虽说没有名城古堡的碧瓦高墙，但是精心打制的痕迹依然清晰可见。石缝间还有加固使用的铁条，历经六百多年的风侵雨蚀，依然深嵌在其中，无法拔出来，先祖们造城御辱的良苦用心，达到了何其虔诚和执着的地步。
离寨子约2公里的村西沟岔处有一石窟，窟内奉供四尊石佛，是村里的石佛堂，该沟岔也因佛堂而得名，叫做佛堂岔。堂口有一通石碑，铭文记载，窟成于大明天顺三年，录入铭文中的刘氏捐赠者能辨认清楚地约有五十余名男丁，可以想象当时村里人口兴旺的景象。由此又能推算出，刘氏族人来此的年代至少也超过了600年，所谓的族人来自山西洪洞大槐树的说法还有待于进一步考证。
根据《明史》《明实录》《日知录之余》等正史、笔记史料的记载，大槐树移民在陕、甘、宁地区的移民分布在关中地区，宝鸡地区及邻近山西地区多一些，还有相当一部分是从山东、河南间接迁移去的。据不完全统计，向陕、甘、宁地区移民共有51个县（市），未有迁移麟州（神木）或者葭芦（佳县）的具体记载，但是有米脂、绥德、吴堡和榆林移民的记述，由此可以推断，神木南部的移民极有可能来自于黄河西岸的迁移路线，刘国忠村的先祖极有可能是陕北沿黄一线迁徙而来落居的，历史年代在700年左右也是可信的。
据《秦难见闻记》记载，1862年陕西回族大起义波及陕北榆林，如果说寨子建于期间，距今至少也有155多年的历史，但是从其垒砌调试的斑驳程度来看，同样的气候条件，几乎是同样的石材，寨子的剥落程度远比有确切年代的石窑洞严重的多，由此推断，寨子绝非建于清代。倒推至明代天顺年间，根据明代疆域地图资料可以发现，村里的地理位置正好位于鞑靼与大明边境的交界处，那么就可以猜想，寨子的修建年代至少应该在元末明初前后，由寨子的修建年代，进而可以推定刘氏始祖来到此地的时间应该与明代戍边大移民是相吻合的，至于来自山西大槐树村，还是沿黄河西岸来自河南，还需要详实的史料予以佐证。但是有一点可以初步确定，那就是寨子的历史和村里刘氏先祖定居此地的历史相差不远。
小时候听刘瑞来老人说过一句话，“喝了寨子沟的水，能伸胳膀会踢腿。”这句极具尚武精神的俚语，或许就是从刘氏先祖戍边守寨时，崇文尚武的习俗沿袭而来。记得小时候，刘瑞来老人经常在农闲时间组织村里小孩子教授“小洪拳”的防身套路、立坑跳高和翻筋斗等健身强体的武术动作，每每笑称是他爷爷教给他的。看来刘氏族人尚武的传统由来已久，传承的年代或许就起始于先祖戍边守寨那个时期。
还有一点值得肯定，那就是寨子的建造风格颇具汉文化的特质，应该是当时的族人所建。即便如此，有关刘国忠村的“哥德巴赫猜想”仍在进行着。村里的寨子作为历史长河中的一颗沙粒，它的光点不容忽略，弄清楚它的历史渊源或许能明证刘氏家族的根源。我们不能膜拜口头传说的真实，但也不能忽视口述历史的影响，管窥历史的神秘还需要冷静的思考和科学的甄别。但愿寨子能在历史的风雨中永存风骨，留给后人继续探求。
关于寨子的历史没有任何文字记载，也找不到确切的知情者，逐渐的被世人遗忘在默默的山村里。二十世纪初仅存的几位长者也早已作古，十多年来，再未有探秘者关注寨子的神秘面纱。作为一个走出家乡的游子，潜藏在心灵深处的记忆如潮似浪隐隐涌动，难舍的激情也每每让我夜不成寐，总想着在寨子彻底坍塌前为后来者留一点文字，以志其存在的史实。但是置身其中的无数次叩问，没能感动寨子的漠然，群山不语，草木葳蕤，一团迷雾萦绕在心海，无法测定寨子的起源和没落。寨子在风云变幻的历史长河中犹如刘氏族人繁衍的“诺亚方舟”承载了战火中的平安，驻守了和平年代的记忆，一如根脉链接在族人的血脉中，把村里刘氏先祖的不屈与抗争永远传承。
